朱自清是我国近代重要的散文作家，他的《背影》、《荷塘月色》、《春》等散文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中学语文课本的必选之作，而《春》更是在1937年就被选入《新编初中国文课本》,朱自清已成为白话散文的代名词。郁达夫对朱自清这样评价道：“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 朱先生不仅其文章历来受人推崇，其人品也是有口皆碑，是一个公认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了解这些再来读朱先生的《春》，心里就不免有些诚惶诚恐。可说来又不敬得很，尽管我反反复复读得十分的小心谨慎，却怎么也读不出吴周文先生评价的“赞美、抒唱春的创造力和带给人们以无限的希望，从而激励人们在大好春光里辛勤劳作、奋然向前”来。不仅如此，读完之后总觉得心里还有点冷，似乎从“春”里读出了冬。

《春》从迎春写到绘春再到颂春，从草写到花、树、春风、春雨，从蜂鸟写到牧笛风筝，再写到小孩、农民，意象浅显、语言朴实、笔触细腻、色调明快、层次分明、结构工整，就象看一幅工笔式年画，给人喜气洋洋过节的感觉。遗憾的是《春》所写不过是人们习见的春天景象，实在难以从这习见的景象描写中看出新意来，更看不出里面蕴藏着什么深刻的寓意。而且《春》写得太浅太实太细太满，深怕读者不知道不理解，不给读者留下一丝的思考和联想的空间，使读者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显然，朱先生完全把读者当中小学生看待了。《春》作为中小学生国文入门读本尚可，如将其当作散文名篇，在下实在不敢苟同。据说这篇散文是为当时为了编小学的国文教材课本而专门赶写的，所以《春》的读者本来就是中小学生，这就难怪朱先生了。这也就更难怪读完《春》后，敝人除了得到一时的赏心悦目外，既没有感到心灵震撼，也没有被激发出想象和思考，就象看见一朵普通的花卉，过目即忘，如此而已。

《春》一文据说大略写于1928-1937年。在这十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了全国金融业；国民党建立了特务制度和基层保甲制度，推行党化教育和文化专制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日本军队先后占领东三省以及江苏、南京、杭州，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把自身的经济危机转嫁与我国，摧毁了我国的民族工业。可以说这十年的中国是经济衰退、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对中国人民来说，中国仍然是严冬是酷暑，哪里有什么春天。我不知道在这样黑暗的年代，在这样残酷的季节，朱先生怎么能写出如此歌舞升平喜气洋洋的春来，朱先生的情是谁的情？朱先生的情是否是真情？他所描绘的春天到底在哪里？这样的春天到底是谁的春天？这样的春天除了提供充饥的画饼御寒的画衣，除了用艳丽的色彩将愤怒暂时麻醉，用想象将冬天冻僵的血液和青黄不接的饥荒暂时掩埋之外，还能给受苦受难的大众提供什么？在《春》里，我看不到力量看不到鼓舞看不到希望。暂时之后，伤口会更加疼痛饥饿会更剧烈。朱先生要么是瞎子，要么感觉与常人相反，要么是逃避现实，我宁愿相信是后者。朱先生曾在《幼狮文艺》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公元1927年4月12日，黄浦江畔响起了罪恶的枪声，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上海总工会被解散，一切革命机关被封闭。3天之间，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3000多人失踪。鲜血把黄浦江水染红，硝烟将上海空气污染。一夜之间，寒暑易节，历史车轮陡然倒转，乌云倾天，光明胎死，白色恐怖的这便是我现在走着的路”。对于革命的理解“只是范畴而已”，“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正由于此，当席卷中国的白色恐怖汹涌而来，罪恶的枪声同胞的鲜血既使朱先生感到愤怒和痛苦，又使他感到恐惧和绝望，他只能惶惶然地去寻找一个避风港，聊作一生的归宿：“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他说过“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他还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那么《春》里的春是否也是他的幻想中逃避所抑或是他的娱乐场所呢？

我十分赞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杨剑龙教授的观点，即真情实感是散文创作的真谛，看不到技巧的技巧是散文创作的最佳境界。朱先生自己也认为，散文的艺术生命是情感。他在1924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文学作品之吸引人，“最大因却在情感的浓厚”。然而朱先生似乎违背了自己的散文创作原则，他在《春》里，用技巧编织一件喜庆的春之外衣，将他对现实严冬的真情实感紧紧地包裹起来，让课堂上面黄肌瘦的孩子们也享受到一份过年的、纸做的喜悦。至于说到文章的艺术性，孩子们毕竟还小太艺术了消化不了，年糕年饼足矣。如能作如此善解，《春》也算得上是朱先生献给孩子们的一片爱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