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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散文半个多世纪的军民情
文/钟翔
半个多世纪的军民情
沙进明口述
钟翔采访整理
我名叫沙进明，经名海麦，男，回放，生于1940年5月，是甘肃省广河县人。记得八九岁时，我除了上学外还经常给做小本生意的父亲当帮手，操持家务，替父母亲分忧。
当时，在国民党马步芳的统治下，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十分困难，社会很不稳定。1949年8月26日，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兵团四军奉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进驻临夏地区。军部驻临洮县城，十师驻康乐县，十一师驻临夏州所在地，十二师驻辛店镇，该师所属三十五团驻广河县（史称宁定县）。兰州解放后，国民党马步芳的一些残兵败将溃散在临夏、宁定（现广河）、康乐、和政、东乡等各地，利用反动势力较深的影响，以烧杀威逼等手段胁迫无辜群众，纠集成土匪武器，企图与我军长期对抗。他们烧毁民房，抢劫群众财物，杀害地方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拦截这军军车，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
当时，广河县土匪活动尢为猖獗，他们少者几十、数百人，多者成千上万，组成步兵和骑兵，利用斧头、马刀、轻炮等武器，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出没无常，无恶不作。在此形势下，十二师遵照四军军长张达志之命，于1949年11月对东乡一带气焰嚣张、活动频繁的的高山、马学良、马二保长、孙少爷、大炮营长马福海（马步芳八二军山炮营长）、马明义（东乡韩家集镇镇长）等各路土匪发起了大规模围剿，摧毁了他们盘踞的几个踞点，大大缩小了股匪活动的空间，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部分股匪先后向我军投降，基本稳住了东乡、和政、康乐、广河等地区的形势，使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得以巩固加强。
为了及时有效地改造投降的股匪，十二师党委决定将投降的股匪全部集中在广河县，将高山部编为一大队，孙少爷部编为二大队，马二保长部编为三大队，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部编为直属大队，并责成三十五团党委全权负责改造工作 。十二师师长郭宝珊和政治委员刘镇认真研究后，将十二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王永昶同志派往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部任教导员，何凤义任文化教员。
当时我家的院子是部队驻地，王永昶和何凤义就住在我家里。他俩都是陕西人，王家昶十六岁，何凤义十四岁。改造股匪工作开始后，按照团党委要求，在县城北门外的一块空地上把股匪集合起来，由王永昶和何凤义组织宣传我军的三大纪委八项注意，教育他们要弃暗投明，尽快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一边，与国民党划清界线，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光明的前途，才会走进新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股匪中的一些人受到了启发，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开始有人靠拢我们，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边，但匪首们仍然顽固不化。他们靠人多势众和对共产党反面宣传较深的优势，极力鼓吹股匪要与共产党划清界线，要与人民为敌。敌我双方的宣传，相互争取群众，使本已取得的改造效果化为泡影，教育改造股匪的工作十分艰难。
1950年4月下旬，从东乡一带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和大炮营长马福海、马明义接头，在背地里诡秘地用东乡语叽哩咕噜交谈。虽然语言不通，但从神色和表情上判断出他们正在商量不轨的行动。4月28日，从东乡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约大炮营长马福海、马明义到县城北门外河湾背地里密谋，直到晚上六点左右才离去。吃过晚饭后，教导员王永昶和文化教育员何凤义在我家院子的部队驻地商谈了这个异常情况，并决定由何凤义同志火速赶往县城南门堡子山三十五团团部驻地，向团部领导详细汇报股匪这一异常举动。这时何凤义同志匆匆走出院子，直奔南门堡子山。
不一会儿，何凤义又返回来了，说：“出不去了，外面巷子里有人监视。”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大摇大摆、气势凶凶地带着警卫来到我家，踢开了王永昶、何凤义二人住的房门，把他俩软禁起来。这时，我家房顶上不时传来走动的脚步声，院子外面传来各种各样嘈杂的说话声，股匪早已把我家部队驻地团团包围起来。王永昶向大炮营长马福海说：“怎么房上有人走动？”老谋深算的马明义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出走。”王永昶问：“你们要到哪里去？”大炮营长马福海说：“我们要过河（广通河）去”。王永昶说：“你们投降后，我们按政策对待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马明义说：“我们不相信你们。”警卫接着说：“我们出去要钻山，山里很冷，要把你们的皮大衣带走。”说完就从炕上拿起王永昶和何凤义的皮大衣，三个人先后走出房间，拴上他们二人的房门，锁了起来。这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但已看不清外面的行人，房顶上防守警戒的匪徒纷纷跳下来，急忙跑出了院子。股匪走后，王永昶和何凤义为了防止敌人返回来伤害，就立即熄灭了房子里的灯。
看到他们二人被关押了起来，我和父亲商量，如果放走王永昶和何凤义，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会杀掉我们全家的，还会伤害众多村庄上的无辜百姓。如果不把王永昶和何凤义二人偷偷送到团部驻地，就会被他们杀掉的，给革命造成重大的损失。最后，我和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趁股匪没有注意之机，就匆忙来到王永昶和何凤义二人的房前，我父亲边敲门边轻声问：“里面有人吗？”他们二人听出是我父亲的声音，回答：“有人。”我父亲又问：“你们都好着吗？”他们回答：“都好着哩。”这时我立即打开门，把王永昶和何凤义二人引到院门口。我父亲拿一把平时用的杀牛刀对他们说：“你们赶快走，小心他们回来把你们害掉。”我俩匆忙带着他们二人出门，刚拐过弯，便发现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手下的三个匪徒来抓王永昶和何凤义二人，准备带到北门河湾秘密杀害。在这千钧一发、十分危急的关头，我和父亲凭借熟悉的地形，把二人迅速带进一条不被人注意的偏僻小巷，安全护送到南门堡子山三十五团团部门口。我父亲叮嘱说：“你俩赶紧进去，这我就放心了。”等我们返回家时，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发现王永昶和何凤义二人不见了，便派大批匪徒团团围住了我们的村庄，冲进民宅，翻箱倒柜，四处搜寻他们的下落，弄得鸡犬不宁，最终还是气急败坏地逃走了。
我俩将王永昶和何凤义送到团部后，他俩马上向刘冠生团长详细汇报了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叛逃的情况。刘冠生团长立即找来王巨才副团长，责令其率一营全力追击。这股匪徒叛逃后，极大地动摇了其它几股匪徒投靠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决心，并已觉察到他们有再次叛逃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五团党委当即决定第二天上午以开会的名义，将其它股匪头子集中到团部，一个不漏地逮捕了他们，实行武装看管，避免了更大事件的发生。同时，团部加大力量，继续追剿已逃跑的股匪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部。
1950年3月以后，随着朝鲜局势的恶化，十二师奉命东调，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将追剿股匪和看押各股匪首的的任务交给了驻守临夏州所在地的十一师执行。1950年12月以后，在全州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股匪头目马学良、马二保长、孙少爷、大炮营长马福海、马明义等30多人被押到广河，进行了枪决。从此以后，广河县匪患基本得到了平息。
安全护送走王永昶和何凤义之后，我父亲将和母亲叫到身边，非常神秘而严肃地说：“我和海麦护送王永昶和何凤义的事，只能由我们3个人知道，以后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此事。”按照父亲说的，我和母亲都点了点头。我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他怕受到牵连，引火烧身。就这样，从1950年开始，我们虽然经历了镇压反革命、土改、农业合作社、整风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但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我与父亲救护王永昶和何凤义的事。
三十五团所在的十二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与中朝人民一道，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从他们离开广河后，我和父亲一直牵挂和思念着他们，十分想了解王永昶和何凤义的情况,但在那沉闷而压抑的年代里，我们强忍着内心的思念之痛，不敢向任何人打问，只是一天天地过着日子。
1989年7月的一天，在经过了漫长的40多年后，当时在甘肃省政府工作的王永昶派一个名姓黄的同志来到广河县，在各个清真寺里向年老的穆斯林老人打问了解一个叫沙大爷的人。沙大爷是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姓黄的同志被村庄上一个叫马海里录的人带到我家，向我详细了解我和父亲在解放初是否保护过王永昶和何凤义的事。我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落实，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思想上不再有什么顾虑了，就违背了当时父亲的话，把真相如实告诉了姓黄的同志。他听了非常高兴，说想不到在今天总算找到你了。他还说，王永昶自调到甘肃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忘记当年保护过自己的沙大爷父子，多次派人或自己亲自来到广河县城，在众多人群中一个个打问，千方百计寻找他的救命恩人。不久的一个星期日，王永昶带着他的3个儿子，拿着500元现金和丰厚礼品，跟姓黄的同志一块儿来到我家。分别了40多年的两人相逢了，我俩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有多少言语要表达，有多少思念之情要倾诉，但此时两人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曾经是10多岁的青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皱纹满脸的老头，期间，我们经历了多少岁月的变迁和人生的坎坷！当我问起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情况时，他说：“当年驻守咱们广河县的十二师三十五团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后，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英勇作战，奋力拼杀，痛击美国侵略者，支援朝鲜人民，最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不少同志光荣牺牲在朝鲜的那片热土上，三十五团活着回来的战士只有12个人，其他的战士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我问起何凤义的情况时，王永昶眼圈红红的，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他牺牲了，当时只有15岁，我舍不得他走呀，但能有什么办法呢？”听王永昶讲，何凤义因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他陕西老家的父母姊妹被国民党全部杀害了。听到何凤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心里酸酸的，泪水不由得涌出了眼眶。何凤义当年在我家部队驻地任改造股匪的文化教员时，年仅14岁，比我大5岁。他心地善良，性格开朗，经常说说笑笑，我俩很合得来，一有空就凑在一起，还在山坡上往下滚石头玩。回想跟他在一起的日子，还是历历在目，如今离开人世40多年了。
当我问起王永昶的情况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知是我命大，还是老天有眼，总算又捡回一条命回来。记得那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美帝国主义用飞机大炮等先进武器轮番向我阵地轰炸开火，使我军显得十分被动，无法进行有力还击。一颗炮弹离我2、3米远的地方爆炸了，巨大的轰响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炮弹击中卷起的土将我推开，扔到好几米远的地方，等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发觉自己还好好的，未受到一点皮肉之伤。就这样，我活着回到了祖国，并当上了某团的团长。后来，在安置调整全国各大军区人员时，部队领导跟我说，你回陕西老家工作，还是留在北京。我说，我既不去陕西，也不留在北京，我要回到甘肃去工作，因为那里有有解放初剿匪战斗中救过我生命的沙大爷父子。“来到甘肃工作后，你没有来过广河？”我问。“来过”，他说：“在这40多年时间里，我一直想念着广河，不间断地来过广河，在当年广河县城北门训练教育过股匪的地方四处打听沙大爷和你。由于时间太长，当年你家周围的操场和空地里都修满了人家，变成了村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根本找不到当年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关押过我的那间房子。”我说：“当年我和父亲把你和何凤义安全送走后，我的父亲把我和母亲叫到跟前，说护送你俩的事只能由我们三人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不能告诉任何人，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实际上我父亲说得很对，他在旧社会经历过多少人生的磨难和命运的反复无常，唯恐说出去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你们二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时间不久，广河的股匪都消灭了，我们地方上也经历了一系列革命运动。为了保全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就按照我父亲说的，一直守口如瓶，从没有对外人讲起，这也是你没有及早找到的原因吧。可惜我父母早去世了，如果他们活到现在能见到你，也会十分高兴的。”王永昶说：“是啊，沙大爷临危不惧，奋不顾身的精神将一代代传下去，是我们战士的恩人，民族的楷模。
这久别重逢的一天，我们都十分愉快，王永昶的三个孩子和其他人长年住在大城市里，来到农村，感到十分新鲜，在不停地走走看看，问这问那。王永昶在当年关押过自己的房间里呆了很久，那睡过觉的土炕，那被烟黑了的木格窗子，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最后，他和自己的三个儿子及行人一块在那间房门前拍了照，并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没有沙大爷和这个叔叔，就没有我，也就没有你们，你们要牢牢记住你叔叔的恩情。”三个孩子默默点着头。
王永昶回到兰州后，向甘肃省领导贾志杰详细汇报了广河这一少数民族地方，在解放初一次剿匪的十分危险时刻，有一位回族沙大爷父子舍生忘死救护过人民子弟兵的感人事迹。不久，广河县委统战部领导收到了一封来自甘肃省委统战部领导杜大仕的亲笔信，反映我和父亲在1950年4月28日护送王永昶和何凤义等革命战士的情况。后来，这件事在地方上迅速传开了，许多人都竖起了大拇指，极力称赞我和父亲表现出的爱国爱党精神。
过了一段时间，王永昶带着一车装满了圆桌、写字台、软背靠椅、单双人床等许多家俱的大卡车，又一次来到我家，把家里空荡荡的房子都装满了。他说：“我上次来你家时，你按当地少数民族习惯，请我到炕的最尊贵的位置坐，可是我没有养成坐炕的习惯。这次可好了，我们可以坐在圆桌上吃饭，躺在床上睡觉了，咱俩要以兄弟相称，我比你大7岁，我是你的哥哥，你是我的弟弟，要经常往来，要像亲兄弟一样。”我觉得王永昶太破费钱财，实在过意不去，但他执意要这样做，还说：“我俩已经是兄弟了，一家人还能说两家话吗！”
后来，凭着我与王永昶的这层关系，我和时任广河县委书记的马效华、县长韩季安、县委办、政府办的各一名同志一行5人，被邀到兰州饭店三楼会议室，经王永昶介绍，省上领导卢克俭和葛士英同志亲自接见了我们。会上，王永昶又一次介绍了1950年4月28日十二师三十五团在广河剿匪时我和父亲护送革命战士的详细经过，县委书记马效华同志汇报了广河这一少数民族贫困县经济发展的情况。最后，葛士英同志说：“没想到在解放初广河回民中有这样中顾个人安危救护革命战士的同志，我们听了都十分感动。我们要通过沙进明同志要把广河这一民族地区好好扶持一下，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会议结束后，卢史俭同志、葛士英同志和王永昶在兰州饭店宴请了县上的领导。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跟省上的领导一块就餐，这在以前连睡梦里也不敢想的。
从那以后，省上对广河这一民族地区实行倾斜优惠政策，从各个渠道给予扶持，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加大乡镇企业投资力度，促进了广河经济的快速发展。
1990年2月26日，在广河县政协六届委员第一次会议上，我被吸收为政协委员，连任广河县政协七、八、九届委员会委员，享受政治待遇。
1991年2月，为了纪念广河县北门当年剿匪的历史，唤起人们对革命岁月的追忆，激发爱国热情，王永昶特意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了大量水泥，运送到当年广河北门我家部队驻地，硬化北街路660米，解决了大量村民的行路难和学生们的上学难问题。8月5日，在北街路硬化通行的典礼上，县委、县政府为我赠送了“当年保护子弟兵，今日造福众乡亲”的牌匾。
1992年4月的一天，王永昶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又一次请我到他兰州的家里，他指着一间卧室说：“这间房子是你的，里面的茶、碗筷、拖鞋、脸盆、被褥、毛巾等一切用品都是你的，是按回族的生活习惯安排的，你到兰州时随便住，走后把门一关，里面的任何东西不会有人触动，就是落了尘土我们也不敢去擦的，唯恐违犯了你们穆斯林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政策。第二天，王永昶给我买了飞机票，承担我的一切费用，坐着飞机带我到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游玩了30多天。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亲眼目睹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开阔眼界，增长了见识，享受了一个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地区的农民当时无法享受的奢侈生活，使我终生难忘。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我和父亲解放初救护革命战士王永昶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执意来甘肃工作，多次打问寻找救命恩人，并通过这件事协同省上领导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援广河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他的这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精神，他跟我结下的深厚真挚的民族情感和兄弟情谊，在滔滔奔流的广通河畔和广袤无垠的陇原大地上，久久传颂。
沙进明口述
钟翔采访整理
我名叫沙进明，经名海麦，男，回放，生于1940年5月，是甘肃省广河县人。记得八九岁时，我除了上学外还经常给做小本生意的父亲当帮手，操持家务，替父母亲分忧。
当时，在国民党马步芳的统治下，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十分困难，社会很不稳定。1949年8月26日，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兵团四军奉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进驻临夏地区。军部驻临洮县城，十师驻康乐县，十一师驻临夏州所在地，十二师驻辛店镇，该师所属三十五团驻广河县（史称宁定县）。兰州解放后，国民党马步芳的一些残兵败将溃散在临夏、宁定（现广河）、康乐、和政、东乡等各地，利用反动势力较深的影响，以烧杀威逼等手段胁迫无辜群众，纠集成土匪武器，企图与我军长期对抗。他们烧毁民房，抢劫群众财物，杀害地方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拦截这军军车，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
当时，广河县土匪活动尢为猖獗，他们少者几十、数百人，多者成千上万，组成步兵和骑兵，利用斧头、马刀、轻炮等武器，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出没无常，无恶不作。在此形势下，十二师遵照四军军长张达志之命，于1949年11月对东乡一带气焰嚣张、活动频繁的的高山、马学良、马二保长、孙少爷、大炮营长马福海（马步芳八二军山炮营长）、马明义（东乡韩家集镇镇长）等各路土匪发起了大规模围剿，摧毁了他们盘踞的几个踞点，大大缩小了股匪活动的空间，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部分股匪先后向我军投降，基本稳住了东乡、和政、康乐、广河等地区的形势，使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生政权得以巩固加强。
为了及时有效地改造投降的股匪，十二师党委决定将投降的股匪全部集中在广河县，将高山部编为一大队，孙少爷部编为二大队，马二保长部编为三大队，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部编为直属大队，并责成三十五团党委全权负责改造工作 。十二师师长郭宝珊和政治委员刘镇认真研究后，将十二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王永昶同志派往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部任教导员，何凤义任文化教员。
当时我家的院子是部队驻地，王永昶和何凤义就住在我家里。他俩都是陕西人，王家昶十六岁，何凤义十四岁。改造股匪工作开始后，按照团党委要求，在县城北门外的一块空地上把股匪集合起来，由王永昶和何凤义组织宣传我军的三大纪委八项注意，教育他们要弃暗投明，尽快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一边，与国民党划清界线，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光明的前途，才会走进新的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股匪中的一些人受到了启发，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开始有人靠拢我们，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边，但匪首们仍然顽固不化。他们靠人多势众和对共产党反面宣传较深的优势，极力鼓吹股匪要与共产党划清界线，要与人民为敌。敌我双方的宣传，相互争取群众，使本已取得的改造效果化为泡影，教育改造股匪的工作十分艰难。
1950年4月下旬，从东乡一带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和大炮营长马福海、马明义接头，在背地里诡秘地用东乡语叽哩咕噜交谈。虽然语言不通，但从神色和表情上判断出他们正在商量不轨的行动。4月28日，从东乡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约大炮营长马福海、马明义到县城北门外河湾背地里密谋，直到晚上六点左右才离去。吃过晚饭后，教导员王永昶和文化教育员何凤义在我家院子的部队驻地商谈了这个异常情况，并决定由何凤义同志火速赶往县城南门堡子山三十五团团部驻地，向团部领导详细汇报股匪这一异常举动。这时何凤义同志匆匆走出院子，直奔南门堡子山。
不一会儿，何凤义又返回来了，说：“出不去了，外面巷子里有人监视。”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大摇大摆、气势凶凶地带着警卫来到我家，踢开了王永昶、何凤义二人住的房门，把他俩软禁起来。这时，我家房顶上不时传来走动的脚步声，院子外面传来各种各样嘈杂的说话声，股匪早已把我家部队驻地团团包围起来。王永昶向大炮营长马福海说：“怎么房上有人走动？”老谋深算的马明义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出走。”王永昶问：“你们要到哪里去？”大炮营长马福海说：“我们要过河（广通河）去”。王永昶说：“你们投降后，我们按政策对待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马明义说：“我们不相信你们。”警卫接着说：“我们出去要钻山，山里很冷，要把你们的皮大衣带走。”说完就从炕上拿起王永昶和何凤义的皮大衣，三个人先后走出房间，拴上他们二人的房门，锁了起来。这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但已看不清外面的行人，房顶上防守警戒的匪徒纷纷跳下来，急忙跑出了院子。股匪走后，王永昶和何凤义为了防止敌人返回来伤害，就立即熄灭了房子里的灯。
看到他们二人被关押了起来，我和父亲商量，如果放走王永昶和何凤义，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会杀掉我们全家的，还会伤害众多村庄上的无辜百姓。如果不把王永昶和何凤义二人偷偷送到团部驻地，就会被他们杀掉的，给革命造成重大的损失。最后，我和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趁股匪没有注意之机，就匆忙来到王永昶和何凤义二人的房前，我父亲边敲门边轻声问：“里面有人吗？”他们二人听出是我父亲的声音，回答：“有人。”我父亲又问：“你们都好着吗？”他们回答：“都好着哩。”这时我立即打开门，把王永昶和何凤义二人引到院门口。我父亲拿一把平时用的杀牛刀对他们说：“你们赶快走，小心他们回来把你们害掉。”我俩匆忙带着他们二人出门，刚拐过弯，便发现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手下的三个匪徒来抓王永昶和何凤义二人，准备带到北门河湾秘密杀害。在这千钧一发、十分危急的关头，我和父亲凭借熟悉的地形，把二人迅速带进一条不被人注意的偏僻小巷，安全护送到南门堡子山三十五团团部门口。我父亲叮嘱说：“你俩赶紧进去，这我就放心了。”等我们返回家时，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发现王永昶和何凤义二人不见了，便派大批匪徒团团围住了我们的村庄，冲进民宅，翻箱倒柜，四处搜寻他们的下落，弄得鸡犬不宁，最终还是气急败坏地逃走了。
我俩将王永昶和何凤义送到团部后，他俩马上向刘冠生团长详细汇报了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叛逃的情况。刘冠生团长立即找来王巨才副团长，责令其率一营全力追击。这股匪徒叛逃后，极大地动摇了其它几股匪徒投靠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决心，并已觉察到他们有再次叛逃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五团党委当即决定第二天上午以开会的名义，将其它股匪头子集中到团部，一个不漏地逮捕了他们，实行武装看管，避免了更大事件的发生。同时，团部加大力量，继续追剿已逃跑的股匪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部。
1950年3月以后，随着朝鲜局势的恶化，十二师奉命东调，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将追剿股匪和看押各股匪首的的任务交给了驻守临夏州所在地的十一师执行。1950年12月以后，在全州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股匪头目马学良、马二保长、孙少爷、大炮营长马福海、马明义等30多人被押到广河，进行了枪决。从此以后，广河县匪患基本得到了平息。
安全护送走王永昶和何凤义之后，我父亲将和母亲叫到身边，非常神秘而严肃地说：“我和海麦护送王永昶和何凤义的事，只能由我们3个人知道，以后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此事。”按照父亲说的，我和母亲都点了点头。我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他怕受到牵连，引火烧身。就这样，从1950年开始，我们虽然经历了镇压反革命、土改、农业合作社、整风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但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我与父亲救护王永昶和何凤义的事。
三十五团所在的十二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与中朝人民一道，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从他们离开广河后，我和父亲一直牵挂和思念着他们，十分想了解王永昶和何凤义的情况,但在那沉闷而压抑的年代里，我们强忍着内心的思念之痛，不敢向任何人打问，只是一天天地过着日子。
1989年7月的一天，在经过了漫长的40多年后，当时在甘肃省政府工作的王永昶派一个名姓黄的同志来到广河县，在各个清真寺里向年老的穆斯林老人打问了解一个叫沙大爷的人。沙大爷是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姓黄的同志被村庄上一个叫马海里录的人带到我家，向我详细了解我和父亲在解放初是否保护过王永昶和何凤义的事。我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落实，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思想上不再有什么顾虑了，就违背了当时父亲的话，把真相如实告诉了姓黄的同志。他听了非常高兴，说想不到在今天总算找到你了。他还说，王永昶自调到甘肃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忘记当年保护过自己的沙大爷父子，多次派人或自己亲自来到广河县城，在众多人群中一个个打问，千方百计寻找他的救命恩人。不久的一个星期日，王永昶带着他的3个儿子，拿着500元现金和丰厚礼品，跟姓黄的同志一块儿来到我家。分别了40多年的两人相逢了，我俩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有多少言语要表达，有多少思念之情要倾诉，但此时两人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曾经是10多岁的青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皱纹满脸的老头，期间，我们经历了多少岁月的变迁和人生的坎坷！当我问起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情况时，他说：“当年驻守咱们广河县的十二师三十五团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后，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英勇作战，奋力拼杀，痛击美国侵略者，支援朝鲜人民，最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不少同志光荣牺牲在朝鲜的那片热土上，三十五团活着回来的战士只有12个人，其他的战士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我问起何凤义的情况时，王永昶眼圈红红的，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他牺牲了，当时只有15岁，我舍不得他走呀，但能有什么办法呢？”听王永昶讲，何凤义因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他陕西老家的父母姊妹被国民党全部杀害了。听到何凤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心里酸酸的，泪水不由得涌出了眼眶。何凤义当年在我家部队驻地任改造股匪的文化教员时，年仅14岁，比我大5岁。他心地善良，性格开朗，经常说说笑笑，我俩很合得来，一有空就凑在一起，还在山坡上往下滚石头玩。回想跟他在一起的日子，还是历历在目，如今离开人世40多年了。
当我问起王永昶的情况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知是我命大，还是老天有眼，总算又捡回一条命回来。记得那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美帝国主义用飞机大炮等先进武器轮番向我阵地轰炸开火，使我军显得十分被动，无法进行有力还击。一颗炮弹离我2、3米远的地方爆炸了，巨大的轰响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炮弹击中卷起的土将我推开，扔到好几米远的地方，等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发觉自己还好好的，未受到一点皮肉之伤。就这样，我活着回到了祖国，并当上了某团的团长。后来，在安置调整全国各大军区人员时，部队领导跟我说，你回陕西老家工作，还是留在北京。我说，我既不去陕西，也不留在北京，我要回到甘肃去工作，因为那里有有解放初剿匪战斗中救过我生命的沙大爷父子。“来到甘肃工作后，你没有来过广河？”我问。“来过”，他说：“在这40多年时间里，我一直想念着广河，不间断地来过广河，在当年广河县城北门训练教育过股匪的地方四处打听沙大爷和你。由于时间太长，当年你家周围的操场和空地里都修满了人家，变成了村庄，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根本找不到当年大炮营长马福海和马明义关押过我的那间房子。”我说：“当年我和父亲把你和何凤义安全送走后，我的父亲把我和母亲叫到跟前，说护送你俩的事只能由我们三人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不能告诉任何人，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实际上我父亲说得很对，他在旧社会经历过多少人生的磨难和命运的反复无常，唯恐说出去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你们二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时间不久，广河的股匪都消灭了，我们地方上也经历了一系列革命运动。为了保全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就按照我父亲说的，一直守口如瓶，从没有对外人讲起，这也是你没有及早找到的原因吧。可惜我父母早去世了，如果他们活到现在能见到你，也会十分高兴的。”王永昶说：“是啊，沙大爷临危不惧，奋不顾身的精神将一代代传下去，是我们战士的恩人，民族的楷模。
这久别重逢的一天，我们都十分愉快，王永昶的三个孩子和其他人长年住在大城市里，来到农村，感到十分新鲜，在不停地走走看看，问这问那。王永昶在当年关押过自己的房间里呆了很久，那睡过觉的土炕，那被烟黑了的木格窗子，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最后，他和自己的三个儿子及行人一块在那间房门前拍了照，并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没有沙大爷和这个叔叔，就没有我，也就没有你们，你们要牢牢记住你叔叔的恩情。”三个孩子默默点着头。
王永昶回到兰州后，向甘肃省领导贾志杰详细汇报了广河这一少数民族地方，在解放初一次剿匪的十分危险时刻，有一位回族沙大爷父子舍生忘死救护过人民子弟兵的感人事迹。不久，广河县委统战部领导收到了一封来自甘肃省委统战部领导杜大仕的亲笔信，反映我和父亲在1950年4月28日护送王永昶和何凤义等革命战士的情况。后来，这件事在地方上迅速传开了，许多人都竖起了大拇指，极力称赞我和父亲表现出的爱国爱党精神。
过了一段时间，王永昶带着一车装满了圆桌、写字台、软背靠椅、单双人床等许多家俱的大卡车，又一次来到我家，把家里空荡荡的房子都装满了。他说：“我上次来你家时，你按当地少数民族习惯，请我到炕的最尊贵的位置坐，可是我没有养成坐炕的习惯。这次可好了，我们可以坐在圆桌上吃饭，躺在床上睡觉了，咱俩要以兄弟相称，我比你大7岁，我是你的哥哥，你是我的弟弟，要经常往来，要像亲兄弟一样。”我觉得王永昶太破费钱财，实在过意不去，但他执意要这样做，还说：“我俩已经是兄弟了，一家人还能说两家话吗！”
后来，凭着我与王永昶的这层关系，我和时任广河县委书记的马效华、县长韩季安、县委办、政府办的各一名同志一行5人，被邀到兰州饭店三楼会议室，经王永昶介绍，省上领导卢克俭和葛士英同志亲自接见了我们。会上，王永昶又一次介绍了1950年4月28日十二师三十五团在广河剿匪时我和父亲护送革命战士的详细经过，县委书记马效华同志汇报了广河这一少数民族贫困县经济发展的情况。最后，葛士英同志说：“没想到在解放初广河回民中有这样中顾个人安危救护革命战士的同志，我们听了都十分感动。我们要通过沙进明同志要把广河这一民族地区好好扶持一下，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会议结束后，卢史俭同志、葛士英同志和王永昶在兰州饭店宴请了县上的领导。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跟省上的领导一块就餐，这在以前连睡梦里也不敢想的。
从那以后，省上对广河这一民族地区实行倾斜优惠政策，从各个渠道给予扶持，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加大乡镇企业投资力度，促进了广河经济的快速发展。
1990年2月26日，在广河县政协六届委员第一次会议上，我被吸收为政协委员，连任广河县政协七、八、九届委员会委员，享受政治待遇。
1991年2月，为了纪念广河县北门当年剿匪的历史，唤起人们对革命岁月的追忆，激发爱国热情，王永昶特意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了大量水泥，运送到当年广河北门我家部队驻地，硬化北街路660米，解决了大量村民的行路难和学生们的上学难问题。8月5日，在北街路硬化通行的典礼上，县委、县政府为我赠送了“当年保护子弟兵，今日造福众乡亲”的牌匾。
1992年4月的一天，王永昶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又一次请我到他兰州的家里，他指着一间卧室说：“这间房子是你的，里面的茶、碗筷、拖鞋、脸盆、被褥、毛巾等一切用品都是你的，是按回族的生活习惯安排的，你到兰州时随便住，走后把门一关，里面的任何东西不会有人触动，就是落了尘土我们也不敢去擦的，唯恐违犯了你们穆斯林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政策。第二天，王永昶给我买了飞机票，承担我的一切费用，坐着飞机带我到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游玩了30多天。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亲眼目睹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开阔眼界，增长了见识，享受了一个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地区的农民当时无法享受的奢侈生活，使我终生难忘。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我和父亲解放初救护革命战士王永昶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执意来甘肃工作，多次打问寻找救命恩人，并通过这件事协同省上领导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援广河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他的这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精神，他跟我结下的深厚真挚的民族情感和兄弟情谊，在滔滔奔流的广通河畔和广袤无垠的陇原大地上，久久传颂。
200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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